寄庐志疑·怪屋奇谭

“凶宅之说，信非虚语矣” 撰文 刘衍文

“凶宅”给主人带来的不幸，有事业上的，也有身体上的。事业上的无法证明，不能因入住在前、厄运在后就认为二者间有因果关系，用人事来解释反而更为合理。

■ 寄庐志疑·怪屋奇谭

于众人皆不利，焉能刚愎自用、自命不凡而独言其无害；多人皆说有，焉能闭目塞听，强词夺理而断言其必无？纪晓岚对待怪宅的态度，若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还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采纳的。

　　杨绛先生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一书中提到闹鬼的宅子，称之为“凶宅”。其实，“凶宅”有两种：一种是并不闹鬼但对居人不利的，如《宋书·王僧绰传》所说的宅子，一连七个达官贵人迁入后都遭厄运，或死或贬；一种则正如杨先生之所言，是有鬼怪现形的屋子。为区别起见，第一种不妨循例称之为“凶宅”，第二种似以称“怪宅”为宜。

　　“凶宅”给主人带来的不幸，有事业上的，也有身体上的。事业上的无法证明，不能因入住在前、厄运在后就认为二者间有因果关系，用人事来解释反而更为合理。白乐天《凶宅》诗就说：“凡为大官人，年禄多高崇。权重持难久，位高势易穷。骄者物之盈，老者数之终。四者如寇盗，日夜来相攻。假使居吉土，孰能保其躬？”得出的结论是：“寄语家与国，人凶非宅凶。”所说颇合逻辑，似已先得当今科普诸君之心。

　　至于会给人带来身体伤害的凶宅，科普们也无法否认其存在，当然他们有他们的“科学”解释。

　　先说一个凶宅的故事吧，不取诸邻，就讲自己的亲属：

　　内子外祖劳公恭震，字纯一，曾任安徽、浙江二省司法厅长。在浙江时，租住杭州庆春街一所大屋，房子层进甚多，颇有气派，而租费却便宜得出奇。入住不久，即长夜难眠，百药罔效，不久就因不眠而卒了，年仅三十有三。在其死后方知，所居乃是凶宅，在纯一公住入前，就有两届房客不眠而死。

　　这使我联想起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的一则故事：

　　伯祖湛元公、从伯君章公、从兄旭升，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。旭升子汝允，亦患是疾。一日治宅，匠睨楼角而笑曰：“此中有物。”破之，则甃砖如小龛，一故灯檠在焉。云此物能使人不寐，当时圬者之魇术也。汝允自是遂愈。丁未春，从侄汝伦为余言。此何理哉！然观此一物藏壁中，即能操主人之生死，则宅有吉凶，其说当信矣。

　　我虽没有什么科学常识，却也熟知如今的科普们的解释。对于纯一公之事，必用“室内污染”四字来为我启蒙，大讲氡啊、病菌啊、一氧化碳啊之类的危害；而对纪晓岚所记，也必用“遗传病”一词来为我觉迷，细述遗传啊、变异啊、基因啊、染色体啊的作用。然而岂其然乎！即使这两个因素真能造成不眠而死的后果，怎么知道这几个死者的确死于这些原因呢？为什么只死主人而不死其家人、仆役呢？为什么灯檠去掉，失眠症就能不药而愈呢？不过我知道，科普们总是有办法来回答的,不是说各个房间污染程度不一，就是说每个人抵抗力不同。至于去掉魇物后失眠能愈，他们会说是接受了心理暗示的缘故。那么，为什么上两辈沉疴不治，而第三代能病魔脱体呢？答案是：遗传病也会有轻重的不同。

　　然而对于鬼物现形、变怪百作的“怪宅”，他们就不再“唯物”，干脆否认其存在而“唯心”了。因为这不能委之于人事关系，也不能找到理化和生理的原因，于是便去寻找心理因素，归咎于主观的幻觉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，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”，不过窃取禅宗和尚们的唾馀罢了。

　　那么下面就谈怪宅吧，也从自己家里说起。

　　上文说过，我家祖辈都是衢州西安县（首县）人，直至我祖父在龙游一家运输行（旧称“过堂行”）找到了一份差事，才迁至这个小县城。初到龙游，租了两间屋子住，房子还比较宽敞，谁知住进去之后，一到晚上就见满屋家具都自动移来移去。祖母先看见，以为自己眼睛花了；但接着祖父、还有与我们同住的祖父的舅舅都看到了。父亲这时在衢州一所小学教书，得知此事，匆匆赶回。于是便设法搬家，但一时又找不到好房子，只在一条下雨就要积水的陋巷找到几间分散的平房，就此安顿下来。本来还想另觅新居的，然而世事蹉跎，竟在那里一住三十六年之久。我就是在这个陋巷出生的。一直住到我六岁时大姑母在龙游购屋让我们居住为止。

　　怪宅之事发生在我出生前，当然是耳闻而非目睹的。听说近有读者在网上摘出拙文中所有的“听说”字样，以讽我道听途说，流于荒唐悠谬而竟不自知。其实，悠悠万事，谁也不能件件经眼。目睹的未必皆真，要看是谁让你看的，为什么要让你看；耳闻的未必皆假，要看是谁说的，什么情况下说的。即如网上的这番议论，我目昏从不上网，何从而知，无非也是听说而已，难道也是无中生有的不成？既然读者对“听说”如此怀疑、如此蔑视，那就来段亲眼目睹吧。

　　我长大后，得知以前我家住过的房子居然有此怪事，心本好奇，性亦好事，不能满足于“听说”，很想亲自去一探究竟。但家里人都不让我去，说是已记不清地址了，心中未免遗憾。然而天从人愿，想不到在抗战胜利后，同一怪事居然让我目验身经了。

　　1947年，我在龙游简师（当时一种四年制，收小学毕业生的师范学校）找到一份教国文兼做级任（即今之所谓班主任）的工作。学校很简陋，在龙游城外。校舍很简陋，由一所旧庙（在东）与一所相邻的祠堂（在西）改造而成。铲平祠、庙之间的荒冢，盖了一排教室，将两者连接起来，就算是一所学校了。庙宇用作办公，祠堂楼下做食堂，楼上供学生住宿。三间教室，中夹两个小间，东边一个做储藏室，西边一个供级任值班住宿。学生晚上自修，九时熄灯。熄灯后，级任要去巡视，看学生是否关门安睡、油灯是否熄掉。我和曾君飞熊新当级任，那天第一次去作检查，经过食堂，用手电照去，只见里面的方桌都在悄无声息地移动，我几乎要失声而叫了，这时飞熊连忙以手示意勿言。

　　查毕回房，东面隔壁教室中的课桌忽然都砰砰乱响起来，听上去好像是好几张桌子的门被人狠狠地开了又关似的（那时的课桌，放书包处用一块木板做门，以两枚铁皮合页固定）。开始以为有人在恶作剧，于是又一起去查看，却只见教室门窗紧闭，里面阒其无人。刚一回房，则立刻又响声大作，而且更急更密。次日早上，飞熊才告诉我：“不必惊慌，初来时他们就告诉我了，这些是常事，天一亮就好了。”到食堂一看，果然方桌皆物归原处，而教室也毫无异样。不过两人值班还是觉得有些不安，于是又铺了两床，请学生华作权、周振辉二君来作陪。这一夜更变本加厉了，居然还听到拳击板壁之声，四人同去察看，仍是一无所见。学生回房，也戏敲了几下墙壁，谁知对方竟擂鼓般回应起来。我在简师呆了一年，教室里的响声夜夜不绝，习惯了也就视若无睹、听若不闻了。

　　上述事虽是亲身经历，但知道说出来还是信者恒信、疑者恒疑的。前面说过，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，反过来说，人也不相信自己不愿相信的事情。此等事，若为一人所独见，则不是言其说谎，就是指其有幻觉；若多人共见，则不是疑其集体说谎，就是断其患集体癔症。这样说来，简师师生个个都是歇斯底里患者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

　　这是龙游城外的事，城里也有好几所凶宅。最有名的是严姓所造的一所半中不西的房子，坐落在县城东门。他家有一个女孩叫严雪映，一目失明，是我的小学同学。她有五个兄长，都是大学毕业的，虽读的不是什么名牌大学，但在当时的家乡已是罕见的了。但不幸的是五个哥哥后来都患上了精神病。在我四年级时，这房子已经空关了，据说里面有鬼怪出没。老辈忖度，大概是屋主人太苛刻太小气了，得罪了泥工木匠，他们以“鲁班术”作“蛊”来以牙还牙，以致一家尽毁了。

　　三衢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家乡那时常有军队调防驻扎。有一连士兵，以无营盘可住，见此大屋无主，便破门而入作鹊巢之占。晚上，连长挑灯记事，忽闻屋上似有动静，猛一抬头，只见梁上慢慢伸下一条长满黑毛的巨腿，连长大惊，大喝而不止，就拔枪射击，枪声响处，毛腿即刻上缩不见。惊魂甫定，谁知腿又徐徐伸下。如此搅得一夜不宁。次日早晨，发觉士兵少了三人，到处寻找，只见一人躺在房顶，神志不清；一人悬挂在里间门框上，已气绝身亡；另一人失踪，隔了一天才在离县城五里许的一所破庙门前发现，口耳鼻内都塞满烂泥，奄奄一息，污物剔尽后还是迷迷糊糊的。驻军于是悉数撤出，不敢再住。

　　这是乡先辈傅尔梅先生亲自见告的。他是医生，当时会同其他医生去调查此事。两个昏迷的士兵后来都不治身死。死在门上的那个士兵，他们根据颈部缢沟定为自杀。傅黄埔军校出身，改行做伤科医生。我是足伤请他治疗而与他相熟的。他眇一目，虽是武人出身，却也文采风流，爱写旧诗，常在当地报纸发表。

　　这幢房子空关很久，1937年改建为公共浴室，每日下午一至四时营业，但很少有人敢于问津。日寇流窜龙游，逃难时，有人还在猜测日寇进屋将会遇到什么，回来后则见此屋连同两条大街都化为焦土了。

　　1986年初冬，我到龙游参加余绍宋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，这是迁居上海后我惟一的一次还乡。我想起这所凶宅，很想知道这幢房子被焚后的情况，于是抽时间去看，只见院门依稀似旧，而里面全是断垣残瓦，还是日寇烧掠后的老样子，不胜感慨系之。

　　不过，这件事情也可以写成阿加莎·克里斯蒂式的侦探小说，真凶当然就是那个连长，是他伙同他人谋杀了三个士兵，而假托是怪宅妖魅所为。当然啦，写侦探小说固当如是，说是超自然的力量所为，读起来就味同嚼蜡了。

　　但是，请拿出证据来。丰富的想象力对写小说是有帮助的，却无助于破数十年前的疑案。当然怪宅已毁，我无法拉着科普们到那里去歇上一夜。但这类事，我亲身经历的并不止一件，除了在龙游郊外遇到外，还在衢州城里见过。

　　我就读的衢州中学因抗战而迁至石梁，每次从龙游去，途中都要在衢州城里休息一夜，我一般都是留宿于大姑母家的。只是有一次，与同乡同学程永麒同行，我是初中生，而他已升入高中了。他有一个姓汪的同班同学，家住衢州城里，非常热情好客，一定要我们到他家去住。汪家宅第甚为宽敞，带有一个小花园，园中还有假山。汪君为我们独辟一室，我遂与永麒同睡一床。夜半想起来如厕，忽见床前梳妆台前有一妇女正在对镜梳妆，遂不敢起来，心存疑讶：怎么这个时候内眷就到这里来了呢！这时永麒也醒了，见状亦不敢起。后来我们都沉沉睡去了。天亮醒来，已不见那个妇女。早饭后，三人同赴石梁，路上汪君问我们：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于是我和永麒都谈起此事，汪君说：“到现在还会出来呀！这间房原是已死嫂子的卧室，她就死在那里。因为有动静，锁起来了。你们来了，才开门打扫干净的。”至此，我们才知昨夜所见乃是亡灵，不觉毛骨悚然，出了一身冷汗。那时不禁想起以前龙游哄传的一件怪事：衢州有一汪姓女子出嫁到龙游，其宅就在我家的后面，隔窗可望见其园其屋。新娘晨起梳妆，照镜时突然发现自己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，回头一看，踪影全无，再回看镜里，那人居然犹在。新娘吓得魂飞魄散，过不了一二天就香消玉殒了。此事传开，吓得人们晚上都不敢照镜了，家有大镜子的都用布幕遮住。老辈人为此告诫我们：“晚上阴气太重，镜是照不得的，会引鬼上身。”谈起此事，汪君告诉我们，这个女子是他的堂房姊妹。

　　上文曾提及抗战胜利后通志馆同人在云和候车赴杭事。后来汽车终于来了。我们乘到龙游，再由龙游候船去杭州，亦需久等。于是顺便去看我的小学同学施禄生，他那时在一所小学任教。那天已是上午九点半了，他还是恹恹地躺在床上，满头冷汗。他告诉我，昨晚做了一个梦很可怕：一个女人向他扑来，要吸他的气，他大呼而醒，只见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逼到眼前。我说：“是做梦嘛，梦岂能作准？蜘蛛？是你朦胧中看花了吧？”他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喊叫时，我爹、我弟弟都看见的，也都大叫：蟢！蟢！这么大、这么大！一叫蟢就沿着丝爬上去，躲到篮子里面去了。”他边说边指着挂在梁上的一个大篮给我看。我听了不寒而栗，问：“这蟢有多大。”他说：“比小鸡还大呢。”他浑身发热，两天不到就去世了。

　　世上事无独有偶，后来还听到与禄生所遇相近的一件事：大约二十多年前吧，广洋兄带一汤姓中医来见。汤曾任海门市某医院院长，他告诉我，“文革”时为备战拉练，到苏北某地一仓库住宿。某人上床，只见一个形容可怖、披头散发的女人向他扑来，吸他的气，他心里明白，但动弹不得，晨起迷迷糊糊，手脚乏力。一连两日，皆是如此。遂与人说起，被领队严声斥责：“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这么迷信！”旁边人都说：“领导说得有理，您就和他换个床位，破除破除他的迷信吧！”领队说：“这又何难，换就换吧！”到次日早上领队突然宣布，全体一律撤出仓库，到另一处宿舍住宿。大家不禁暗中窃笑。

　　还有一件事是家父遇到的，发生在家乡的另一所房子。此宅属杭州胡庆馀堂所有，是其在龙游城内所造三幢大宅之一，徽式建筑，砖木结构，庭院深深，有七八进之多。衢州大姑母与数人合伙租下，在此开了一家店铺，经营南北货、酱酒糕点，由家父代管。有一天晚上，家父睡在店中的一间房里，突被一物拖入床底，从此便再也不敢在店里宿夜了。另有店员三四人住入另一进楼上的一个房间，夜里各人的床铺都被一一掀动，吓得大家以被蒙头，不敢窥视。一会儿又听到一个重物缘梯而下，响震梯摇，最后坠落于地，其声震耳欲聋。天亮起床去看，了无痕迹。有人建议在楼梯铺上石灰以辨足迹，结果一无所获，而每夜各人的床铺依然“地动山摇”。有人猜测，这大概是“地主”（指 “宅神”，与管一方的土地神有别）作怪吧，那可是得罪不起的。于是点了香烛，烧了锡箔，又备了几样菜肴祭请。结果果然有效，就如流氓地头蛇收了保护费一般，怪物再也不来滋事了。自此四时八节都不忘祭请，直至日寇流窜，烧毁其屋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此事才告终结。

　　这是账房高福根先生告诉我的，他就是住在那房间的几个人之一。后来他成了我的亲戚——他的儿子娶了内人的大姊。

　　高还遇到一件怪事，在此附带一提：他有一天晚上回家，路遇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士兵，向他讨钱，还要衣服。给了钱，士兵不要，说：“我已经死了，这钱用不着，我要纸钱，衣服也要纸做的，和纸钱一起在路上烧化就行。”回家后高就突发了一夜高烧。于是就去买了纸钱、纸衣烧了。只道其事已完，一天晚上竟然再次碰到那个士兵，正惊恐间，士兵却说这回是来道谢的。谁知好意也会害人，害得高回家后又发了一夜高烧。

　　不但私人住宅中有怪宅，公家的建筑也难幸免。

　　永翔的同学王君晓报告诉我，他父亲支内，调贵州凯里银行工作，凯里有座炉山水利站，厂房内，工作人员每日在同一时地都可见一古装老人带一小孩走过。当一老一小出现时，人们都浑身麻木，动弹不得，待二人不见，其感方消。久之不堪其扰，就沿其行走路线造了一堵墙，挡住视线。结果从此无事。后有上级领导来视察，瞥见此墙，觉得砌在这里不伦不类，命其拆去。但听了汇报，如此这般，这位领导倒也体恤下情，没有斥为迷信，居然收回成命了。晓报能画，跟著名画家兼雕塑家张充仁先生有戚谊，曾师从于张，可惜不幸短命，死时还不到知命之年。

　　怪宅则虽出怪事，却也有于人无害的，见闻所及，约有数件：

　　“文革”中，永翔同事王君度新对我说，他父亲早逝，母亲在上海师范大学（当时由华东师大、上海师院、上海教育学院等五校合并而成）外语系工作，专门翻译上级想读的外文资料，如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等。原住静安区华山路的大胜胡同（上海以胡同为名的弄堂仅有二处，此为其一）。当时他还在读初中，与母同卧一床。半夜醒来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，从桌子上拿起一把茶壶，向其母张着的嘴里倒去，流出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虫，他好奇用手去接，觉得阴冷非常。把床头灯一开，那男子迅即退向窗口，在窗帘处消失了。再检桌上茶壶，则其中空无一物。他关了灯，谁知男子又复出现；再开灯，又刹那隐没。遂唤醒母亲告之，其母深觉恐怖，遂百计调房，后来搬到长宁区法华镇路去了。度新之母不知姓甚名谁，据云与作家王鲁彦夫人覃英交好，到师大任教，闻亦为覃之所荐。覃曾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，也是我的熟人。怪宅怪人，作此怪事，不亦怪哉！但对主人似无甚伤害，只不过恶作剧罢了。

　　还有一件事曾记于拙文《先师越园先生传说的真真假假》中，见收于拙著《寄庐杂笔》，姑录之如下：

　　我们在云和大坪，借作浙江省通志馆办公用的是梅尚书的故宅。这就是余先生《寒柯堂诗》卷四所说的白龙山麓的“败宅”。宅虽已败，却颇见出结构的匠心和气魄的宏伟。其宅随山地的蜿蜒曲折取势，但靠山脊的大部分园地都已烧毁，当地人说是被“天火”所烧，想来当系雷击所致。我们住宿的楼房，靠东边墙已有小半倒塌，可梁柱还是够结实的。办公则在外面隔了一个大天井的门房里。宿舍楼下也有房间，厅堂作饭厅之用。这楼层的西厢，有几间稍微像样的房子，有两个门可通，那就是余先生起居和工作之处。在这些房屋的前间有前厅后楼；在我们的后间，毗邻也有一些残存的房子，那全是梅尚书的后裔所住。整个大坪村，似乎就只有梅氏这一支由同祖繁衍下来的人了。但似乎全已式微，眼前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。我们住的破楼有一顶积满灰尘但样子很别致的小轿，据说一个衣衫褴褛、佝偻龙钟的老妇人年轻时还经常乘此轿进城看戏出过风头。曾几何时，就一败涂地如此！

　　真是所谓“时衰鬼弄人”的缘故吧，相传这房子自被“天火”烧后就时有变怪发生。说什么一到傍晚，就人“鬼”杂居了；破楼上还有什么“猢狲精”，常常会把人捆绑起来，所以都不敢上楼去。但虽说人鬼杂居，却能相安无事，已经习以为常，全无所谓了。

　　这些话，要是出于一个隐士之口，我是会把它看成出于愤激而托之寓言的。像归庄门联“两口寄安乐之窝，妻太聪明夫太怪；四邻接幽冥之地，人何寥落鬼何多”，即是一例。无奈这些尚书后人，不论是男是女，大多是文盲和科盲，似乎还没有编造这种寓言的“智巧”。

　　他们都说：“你们刚来住时，我们真为你们捏一把汗，惟恐会出什么事。但等你们住下了，却又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
　　不过他们又说：“今年端午的傍晚，看见有两三个鬼进来。一个鬼说：‘馆长在这里，我们走吧！’于是就都回转去了，可见馆长是天上的星宿，鬼见到他是怕的。”

　　假如这些话出自余先生后人之口，我一定会怀疑这是因祖宗崇拜使然，然而却是出于他人之口。在我仍然表示不相信时，就有四个人一齐来作证，声称这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，并说：“我们骗你们做什么呢！对我们可有什么好处！”

　　离开云和大坪复员到杭州时，余先生在梅尚书后代中认领了一个螟蛉女，先为她取名“还乡”，我说这名字太俗、太不好听，随即改名“秋云”，那时大约是十来岁吧，现在算来该有五十出头了，不知后来下落如何？这小女孩的母亲，也是“鬼话”的证人之一哩。

　　需要补充的是：十多年前，衢州市电视台来沪拍摄有关余先生的电视，他们说，曾到云和大坪去采访过，当地见过余先生的只剩一人了。秋云后被动员到新疆建设兵团去，退休后返回老宅，年七十五去世。那所老宅，政府已拨款加以修缮，作为文物保存，以纪念余绍宋先生。而老宅的怪事如今仍在延续，不过不便公开报道而已。

　　此外，如龙游溪口傅家有一大宅，亭台楼阁俱全，人常见有白衣女子进门，而遍寻不见，外舅曾亲见之。此宅现已卖给一遂昌暴发户，是否尚有变怪，近况不明。同类之事还有，邻居黄君文华，为上海第一师范高级讲师，其妻曹藕芳女士，原为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护士长，她江阴乡间的老屋有七间七进之大，常见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进进出出，脚步甚快，而不见其上半身。其屋已于数年前拆除。

　　我国传统有“邪不胜正”之说，认为正人居凶宅亦安，邪人居吉宅亦凶。如清代汤金钊正色立朝，为官廉察，负一时清望，就有“汤文端公安居凶宅”的传说。对争权夺利的达官贵人，上引白乐天的诗就说：“假使居吉土，孰能保其躬？”意思也就是居吉宅亦凶了。引而伸之，还有数说，谓怪宅对几类人不能为害：一为有德之士，如上面所说的汤金钊；一为血气方刚之辈，如《玄怪录》所述的韦生；一为身上有杀气的，如《稽神录》所记的寿州大将赵璘。许多名人逸事也就是从这一主题演绎而来的。但笔记中往往说将来会做大官的人鬼怪见之则避，怪宅于其无害，这未免是我国特有的官位崇拜思想在民间的渗透了。其实，对于凶宅、怪宅，身居高位的纪晓岚就绝没有自以为“生有自来”，故鬼物不能侵的无端骄傲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云：

　　辛卯夏，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，僦居珠巢街路东一宅，与尤臬司承祖邻。第二重室五楹，最南一室，帘恒飚起尺馀，若有风鼓之者，馀四室之帘则否。莫喻其故。小儿女入室，辄惊啼，云床上坐一肥僧，向之嬉笑。缁徒厉鬼，何以据人家宅舍，尤不可解也。又三鼓已后，往往闻尤氏宅中有女子哭声。尤氏宅中亦闻之，乃云声在此宅，疑不能明。然知其凿然非善地，遂迁居柘南先生双树斋后。居是二宅者，皆不吉。白环九司寇无疾暴卒，即在尤氏宅也。凶宅之说，信非虚语矣。先师陈白崖先生曰：“居吉宅者未必吉，居凶宅者未必不凶。如和风温煦，未必能使人祛病；而严寒沴厉，一触之则疾生。良药滋补，未必能使人骤健；而峻剂攻伐，一饮之则洞泄。”此亦确有其理，未可执定命与之争。孟子有言：“是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。”

　　于众人皆不利，焉能刚愎自用、自命不凡而独言其无害；多人皆说有，焉能闭目塞听，强词夺理而断言其必无？纪晓岚对待凶宅、怪宅的态度，若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还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采纳的。 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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