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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曾提及抗战胜利后通志馆同人在云和候车赴杭事。后来汽车终于来了。我们乘到龙游，再由龙游候船去杭州，亦需久等。于是顺便去看我的小学同学施禄生，他那时在一所小学任教。那天已是上午九点半了，他还是恹恹地躺在床上，满头冷汗。他告诉我，昨晚做了一个梦很可怕：一个女人向他扑来，要吸他的气，他大呼而醒，只见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逼到眼前。我说：“是做梦嘛，梦岂能作准？蜘蛛？是你朦胧中看花了吧？”他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喊叫时，我爹、我弟弟都看见的，也都大叫：蟢！蟢！这么大、这么大！一叫蟢就沿着丝爬上去，躲到篮子里面去了。”他边说边指着挂在梁上的一个大篮给我看。我听了不寒而栗，问：“这蟢有多大。”他说：“比小鸡还大呢。”他浑身发热，两天不到就去世了。
世上事无独有偶，后来还听到与禄生所遇相近的一件事：大约二十多年前吧，广洋兄带一汤姓中医来见。汤曾任海门市某医院院长，他告诉我，“文革”时为备战拉练，到苏北某地一仓库住宿。某人上床，只见一个形容可怖、披头散发的女人向他扑来，吸他的气，他心里明白，但动弹不得，晨起迷迷糊糊，手脚乏力。一连两日，皆是如此。遂与人说起，被领队严声斥责：“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这么迷信！”旁边人都说：“领导说得有理，您就和他换个床位，破除破除他的迷信吧！”领队说：“这又何难，换就换吧！”到次日早上领队突然宣布，全体一律撤出仓库，到另一处宿舍住宿。大家不禁暗中窃笑。
还有一件事是家父遇到的，发生在家乡的另一所房子。此宅属杭州胡庆馀堂所有，是其在龙游城内所造三幢大宅之一，徽式建筑，砖木结构，庭院深深，有七八进之多。衢州大姑母与数人合伙租下，在此开了一家店铺，经营南北货、酱酒糕点，由家父代管。有一天晚上，家父睡在店中的一间房里，突被一物拖入床底，从此便再也不敢在店里宿夜了。另有店员三四人住入另一进楼上的一个房间，夜里各人的床铺都被一一掀动，吓得大家以被蒙头，不敢窥视。一会儿又听到一个重物缘梯而下，响震梯摇，最后坠落于地，其声震耳欲聋。天亮起床去看，了无痕迹。有人建议在楼梯铺上石灰以辨足迹，结果一无所获，而每夜各人的床铺依然“地动山摇”。有人猜测，这大概是“地主”（指 “宅神”，与管一方的土地神有别）作怪吧，那可是得罪不起的。于是点了香烛，烧了锡箔，又备了几样菜肴祭请。结果果然有效，就如流氓地头蛇收了保护费一般，怪物再也不来滋事了。自此四时八节都不忘祭请，直至日寇流窜，烧毁其屋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此事才告终结。
这是账房高福根先生告诉我的，他就是住在那房间的几个人之一。后来他成了我的亲戚——他的儿子娶了内人的大姊。
高还遇到一件怪事，在此附带一提：他有一天晚上回家，路遇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士兵，向他讨钱，还要衣服。给了钱，士兵不要，说：“我已经死了，这钱用不着，我要纸钱，衣服也要纸做的，和纸钱一起在路上烧化就行。”回家后高就突发了一夜高烧。于是就去买了纸钱、纸衣烧了。只道其事已完，一天晚上竟然再次碰到那个士兵，正惊恐间，士兵却说这回是来道谢的。谁知好意也会害人，害得高回家后又发了一夜高烧。
不但私人住宅中有怪宅，公家的建筑也难幸免。
永翔的同学王君晓报告诉我，他父亲支内，调贵州凯里银行工作，凯里有座炉山水利站，厂房内，工作人员每日在同一时地都可见一古装老人带一小孩走过。当一老一小出现时，人们都浑身麻木，动弹不得，待二人不见，其感方消。久之不堪其扰，就沿其行走路线造了一堵墙，挡住视线。结果从此无事。后有上级领导来视察，瞥见此墙，觉得砌在这里不伦不类，命其拆去。但听了汇报，如此这般，这位领导倒也体恤下情，没有斥为迷信，居然收回成命了。晓报能画，跟著名画家兼雕塑家张充仁先生有戚谊，曾师从于张，可惜不幸短命，死时还不到知命之年。
怪宅则虽出怪事，却也有于人无害的，见闻所及，约有数件：
“文革”中，永翔同事王君度新对我说，他父亲早逝，母亲在上海师范大学（当时由华东师大、上海师院、上海教育学院等五校合并而成）外语系工作，专门翻译上级想读的外文资料，如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等。原住静安区华山路的大胜胡同（上海以胡同为名的弄堂仅有二处，此为其一）。当时他还在读初中，与母同卧一床。半夜醒来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，从桌子上拿起一把茶壶，向其母张着的嘴里倒去，流出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虫，他好奇用手去接，觉得阴冷非常。把床头灯一开，那男子迅即退向窗口，在窗帘处消失了。再检桌上茶壶，则其中空无一物。他关了灯，谁知男子又复出现；再开灯，又刹那隐没。遂唤醒母亲告之，其母深觉恐怖，遂百计调房，后来搬到长宁区法华镇路去了。度新之母不知姓甚名谁，据云与作家王鲁彦夫人覃英交好，到师大任教，闻亦为覃之所荐。覃曾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，也是我的熟人。怪宅怪人，作此怪事，不亦怪哉！但对主人似无甚伤害，只不过恶作剧罢了。
还有一件事曾记于拙文《先师越园先生传说的真真假假》中，见收于拙著《寄庐杂笔》，姑录之如下：
我们在云和大坪，借作浙江省通志馆办公用的是梅尚书的故宅。这就是余先生《寒柯堂诗》卷四所说的白龙山麓的“败宅”。宅虽已败，却颇见出结构的匠心和气魄的宏伟。其宅随山地的蜿蜒曲折取势，但靠山脊的大部分园地都已烧毁，当地人说是被“天火”所烧，想来当系雷击所致。我们住宿的楼房，靠东边墙已有小半倒塌，可梁柱还是够结实的。办公则在外面隔了一个大天井的门房里。宿舍楼下也有房间，厅堂作饭厅之用。这楼层的西厢，有几间稍微像样的房子，有两个门可通，那就是余先生起居和工作之处。在这些房屋的前间有前厅后楼；在我们的后间，毗邻也有一些残存的房子，那全是梅尚书的后裔所住。整个大坪村，似乎就只有梅氏这一支由同祖繁衍下来的人了。但似乎全已式微，眼前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。我们住的破楼有一顶积满灰尘但样子很别致的小轿，据说一个衣衫褴褛、佝偻龙钟的老妇人年轻时还经常乘此轿进城看戏出过风头。曾几何时，就一败涂地如此！
真是所谓“时衰鬼弄人”的缘故吧，相传这房子自被“天火”烧后就时有变怪发生。说什么一到傍晚，就人“鬼”杂居了；破楼上还有什么“猢狲精”，常常会把人捆绑起来，所以都不敢上楼去。但虽说人鬼杂居，却能相安无事，已经习以为常，全无所谓了。
这些话，要是出于一个隐士之口，我是会把它看成出于愤激而托之寓言的。像归庄门联“两口寄安乐之窝，妻太聪明夫太怪；四邻接幽冥之地，人何寥落鬼何多”，即是一例。无奈这些尚书后人，不论是男是女，大多是文盲和科盲，似乎还没有编造这种寓言的“智巧”。
他们都说：“你们刚来住时，我们真为你们捏一把汗，惟恐会出什么事。但等你们住下了，却又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不过他们又说：“今年端午的傍晚，看见有两三个鬼进来。一个鬼说：‘馆长在这里，我们走吧！’于是就都回转去了，可见馆长是天上的星宿，鬼见到他是怕的。”
假如这些话出自余先生后人之口，我一定会怀疑这是因祖宗崇拜使然，然而却是出于他人之口。在我仍然表示不相信时，就有四个人一齐来作证，声称这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，并说：“我们骗你们做什么呢！对我们可有什么好处！”
离开云和大坪复员到杭州时，余先生在梅尚书后代中认领了一个螟蛉女，先为她取名“还乡”，我说这名字太俗、太不好听，随即改名“秋云”，那时大约是十来岁吧，现在算来该有五十出头了，不知后来下落如何？这小女孩的母亲，也是“鬼话”的证人之一哩。
需要补充的是：十多年前，衢州市电视台来沪拍摄有关余先生的电视，他们说，曾到云和大坪去采访过，当地见过余先生的只剩一人了。秋云后被动员到新疆建设兵团去，退休后返回老宅，年七十五去世。那所老宅，政府已拨款加以修缮，作为文物保存，以纪念余绍宋先生。而老宅的怪事如今仍在延续，不过不便公开报道而已。
此外，如龙游溪口傅家有一大宅，亭台楼阁俱全，人常见有白衣女子进门，而遍寻不见，外舅曾亲见之。此宅现已卖给一遂昌暴发户，是否尚有变怪，近况不明。同类之事还有，邻居黄君文华，为上海第一师范高级讲师，其妻曹藕芳女士，原为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护士长，她江阴乡间的老屋有七间七进之大，常见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进进出出，脚步甚快，而不见其上半身。其屋已于数年前拆除。
我国传统有“邪不胜正”之说，认为正人居凶宅亦安，邪人居吉宅亦凶。如清代汤金钊正色立朝，为官廉察，负一时清望，就有“汤文端公安居凶宅”的传说。对争权夺利的达官贵人，上引白乐天的诗就说：“假使居吉土，孰能保其躬？”意思也就是居吉宅亦凶了。引而伸之，还有数说，谓怪宅对几类人不能为害：一为有德之士，如上面所说的汤金钊；一为血气方刚之辈，如《玄怪录》所述的韦生；一为身上有杀气的，如《稽神录》所记的寿州大将赵璘。许多名人逸事也就是从这一主题演绎而来的。但笔记中往往说将来会做大官的人鬼怪见之则避，怪宅于其无害，这未免是我国特有的官位崇拜思想在民间的渗透了。其实，对于凶宅、怪宅，身居高位的纪晓岚就绝没有自以为“生有自来”，故鬼物不能侵的无端骄傲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云：
辛卯夏，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，僦居珠巢街路东一宅，与尤臬司承祖邻。第二重室五楹，最南一室，帘恒飚起尺馀，若有风鼓之者，馀四室之帘则否。莫喻其故。小儿女入室，辄惊啼，云床上坐一肥僧，向之嬉笑。缁徒厉鬼，何以据人家宅舍，尤不可解也。又三鼓已后，往往闻尤氏宅中有女子哭声。尤氏宅中亦闻之，乃云声在此宅，疑不能明。然知其凿然非善地，遂迁居柘南先生双树斋后。居是二宅者，皆不吉。白环九司寇无疾暴卒，即在尤氏宅也。凶宅之说，信非虚语矣。先师陈白崖先生曰：“居吉宅者未必吉，居凶宅者未必不凶。如和风温煦，未必能使人祛病；而严寒沴厉，一触之则疾生。良药滋补，未必能使人骤健；而峻剂攻伐，一饮之则洞泄。”此亦确有其理，未可执定命与之争。孟子有言：“是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。”
于众人皆不利，焉能刚愎自用、自命不凡而独言其无害；多人皆说有，焉能闭目塞听，强词夺理而断言其必无？纪晓岚对待凶宅、怪宅的态度，若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还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采纳的。 ■ | 
照妖镜
